现今，互联网技术正影响着人类社会，并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源之一。美国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质上是推动互联网技术在新能源领域的深度应用，是新能源与互联网相融合的新一次工业革命。德国“工业4.0”概念被认为是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旨在通过深度应用信息技术和网络物理系统等技术手段，将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在我国，互联网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也将有效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工业4.0”代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后是智能制造，是向效率更高、更精细化的未来制造发展。与此同时，过去的制造业只是一个环节，但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向制造业环节渗透，网络协同制造已经开始出现，未来制造业将通过基于价值链、工程链的企业间广泛合作，实现联结人力物力、信息数据、资金、能源的物联网世界。在网络协同制造的闭环中，用户、设计师、供应商、分销商等角色都会发生改变。与之相伴而生，传统价值链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破碎与重构，城市与郊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将被打破。大企业转向价值链、工程链的上游；中小企业则转向灵活多变、可应对多样化需求的下游。

    “新产业政策”应为“新工业革命”进行“新研判”。“工业4.0”时代，有价值信息的挖掘能力、传递能力、对知识生产性的重视将成为企业竞争力要素，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将更加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加紧密，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加突出，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加重要……这些变化都要求适时、适度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对我国相对薄弱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能力构成现实性的挑战。

    “新产业政策”应在“新范式转变”中进行“新引领”。当前制造业正面临着新的范式转变。首先是，从“物理”到“信息”。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更加注重通过组装零部件进行封装化，将部分功能模块化，将系列功能系统化，来通过服务提升附加价值。也就是，未来制造业不是“卖产品”，而是“卖服务”。还有，从“群体”到“个体”。未来发达国家制造业就像许多专家的共识那样，将在“大规模定制”的潮流下，根据多种多样的个性化需求来生产。按照定制进行生产，将会有效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产能过剩”现象发生。同时，消费者本身也将有能力将自己的需求付诸生产制造。随着以3D打印为代表的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的技术革新，对制造业的进入门槛将降至最低，不具备工厂与生产设备的个人也能很容易地参与到制造业之中，从而有可能对商业模式造成更大改变。

    “新产业政策”应对“新人才培养”进行“新挖掘”。在政策制定上，政府机构应“先知先觉”。 就政府机构领导干部人才储备而言，亟待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要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积极挖掘招募跨界人才，充实高端跨界人才的储备。需要有宏观视野，懂产业、懂经济，还需要有微观经验，懂技术，懂生产的人才。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把握前沿趋势，推出“新产业政策”，把握新工业革命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