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努力争取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资源。基础科学新发现大多来自各个领域顶尖人才之间碰撞交流产生的火花。美国早在一战之前就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全世界,尤其是欧洲顶尖人才。大学、企业和科研机构为此不遗余力。加上一战、二战的影响,欧洲顶尖科学家成群结队奔赴美国,使美国享受到极为丰厚的人才红利。爱因斯坦、冯·卡门、冯·诺依曼、冯·布劳恩等顶尖科学家的到来推动美国基础科学研究迅速超越欧洲,成为世界新的科技创新中心。目前,我国基础科学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比例大约为5%,相比于发达国家15%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未来30年,我们要加大国际科技合作,努力争取全球顶尖科技人才资源,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

再次,攻克“卡脖子”技术需要加强科技资源的组织能力建设。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让我们认识到我国在若干基础性、共性、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存在受制于人的风险。应该看到,像芯片和航空发动机等,这些“卡脖子”技术不仅是基础研究的问题,往往还是多学科集成的系统工程,是长期的产业技术积累,靠个别学科、个别科学家,甚至是个别企业,很难突破,而且这还是市场失灵的地方。

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我们真正认识到产学研结合、军民融合的极端重要性,需要我们长期坚持发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良传统。不仅需要加强大学实验室、企业实验室建设,还需要建立一大批连接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研究院)。它们不是大学,也不是企业,而是专门从事共性技术研发的高精尖国家队,专门为广大企业创新提供高质量技术供给,尤其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供给服务。

最后,要重视发扬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家和科学家两支队伍的融合。在科技创新的链条中,如果说科学家解决了“从01”的问题,提出了新概念新构想,那么企业家和他的团队则要解决“从1到无穷大”的商业化问题。基础科学千条线,企业家及其生产的产品是一根针。没有企业家打造的良好商业模式、产品平台,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有胆识、勇于创新的企业家茁壮成长,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中国企业家队伍。中国要成为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国家,必须激发企业家精神,激励广大企业家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把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

(作者:吴金希,系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战略新兴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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